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如何在古代宫廷中表白爱意不尴尬的艺术
[摘要]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宗庙之制有所变革，表现为：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在传承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理论，并大量吸收秦汉以来诸子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当时社会主导。元帝永光年间，依据儒家经典，对西汉初期确立的与周礼不合的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变革。虽然两汉之际因为朝代的更嬗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动，但是，由于东汉统治阶层秉承西汉中、后期尊崇儒学的传统，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作为西漢王朝法統上的繼承者，東漢建國伊始，就以尊崇古禮為己任，不僅在政治上追求恢復古代政權，更在文化教育上強化傳統禮教，以維持社會秩序和統治正當性。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士人開始對於光武篡位後建立的一系列新的禮制提出批評，他們認為光武篡位後應該恢复原有的礼仪制度，而不是創造出新的儀式來彰顯自己的君權。此時，有一部分士人提出了建議，即應將原本由光武篤信高祖以下四世祖先所祀的大亲属供奉改為祭祀前三代明君，這樣既能滿足當時社區對正統象徵與符號意義要求，又能回避因過度親近私亲可能帶來的人際矛盾和道德問題。
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使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祭祀，也不能完全摆脱对私亲过分敬仰的问题。而且，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推动着一种权力中心化倾向，即通过不断调整和改变旧有的仪式来强化自己对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地位。这一点恰恰触及到了当时社会最敏感的问题——如何在维护家族血缘关系与履行君臣义务之间找到平衡点。
此外，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人们对于过去事物记忆犹新，他们也渴望找回那个被认为是稳定与安全时代，那个他们父母曾经生活过的时候。当这些需求与现实中的政治需要相结合，就产生了一种情感表达方式，那就是通过重视或轻视某些特定的行为或者习俗来体现个人身份和忠诚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表白爱意不尴尬”的艺术其实是一种深刻的人类情感需求，它反映出人们希望通过某种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同时又想要获得他人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可以这样总结：尽管我们无法从史书中直接了解到具体哪些士大夫是否支持这一变化，但可以推测，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举措，都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情绪波动，以及关于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方法，让自己的行动既符合理想（如遵循周礼），又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如保持家庭血缘关系）。这样的探索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试图解答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时让每个人的存在都得到认可和接受的一个重要部分。
总结起来，可以看出，在東漢初年的變革過程中，不仅仅是對經典禮儀進行修訂，更是一場關於個人身份認同與群體認同間衝突處理的大戲。而這場戲背後，是一個試圖通過不同的策略去尋求平衡點，以滿足各方利益與期待，使得個體及其行動能夠獲得普遍接受並成為社會正軌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