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岁月如流寇一般横行无忌世系断绝的家族像星辰般熄灭历史的画卷被血雨腥风所染红
明朝末年的岁月如同流寇一般肆虐无道，世系断绝的家族像星辰般熄灭，历史的画卷被血雨腥风所染红。杨鹤是明朝末年大臣，杨嗣昌的父亲，他曾向崇祯帝提出以招抚为主、剿灭为辅对付流寇，但他的策略并未能持续发挥作用，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实施。
李自成虽最终成为气候之主，但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而是在天启末年，西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然灾害。明末农民战争历时十八年，从明天启七年到崇祯十七年。
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问题，大明中央政府除了打官腔外，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大笔军费和扩大征兵规模都是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事情，但当时的大明中央政府正处于财政枯竭之中。
杨鹤被推选为新任西北总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说出了不受欢迎的话，因此成了替罪羊。他提出的培养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的一种观点。但阁部大僚却认为这种做法“用不得”，因此排挤了他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作为新的西北总督，杨鹤面临着前述两个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大量金钱，而在他出发之前，大明中央政府显然没为他准备钱。尽管如此，他仍旧选择采取宽容政策，即只要流寇愿意投降，就立刻赦免所有罪过。这一做法虽然符合圣人的仁德，却无法根治问题，只能暂时缓解局势。
然而，这种宽仁政策实际上把叛乱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叛乱基础——饥民、难民等继续存在。而且，这样的政策也没有改变地方官员贪污和士绅集团野蛮扩张的情况，因此也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杨鹤只能给流寇一些优待，以争取让他们放下武器，这背后隐含的是欺负守法良民，不公平对待百姓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崇祯皇帝不断要求杨鹤努力工作，但结果仍然不了了之。
要区分责任其实很简单：如果皇帝没给你钱，那确实是皇帝不对。但即使如此，有能力有计划地利用有限资源去应对危机，也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基本职责。然而，在这种环境下，无数庸官混日子而已，一旦责任追究，他们则一脸无奈，说：“时局如此，为何奈何？”事实上，如果换个人到西北，也很难有太大的不同，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而且崇祯皇帝本身也有其决策上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