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明朝末年为何不见一处安宁流寇如同无尽的洪水泛滥不断涌来席卷全国
中国历史悠久，明朝末年为何不见一处宁静？流寇如潮水般涌来，席卷全国。杨鹤，是明朝末年的大臣，也是杨嗣昌的父亲。在这混乱之时，他提出了招抚策略，以解决流寇问题。他认为流寇多由饥荒所致，因此主张以钱财招抚，并辅之以剿灭。此策起初奏效，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有人评价杨鹤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但他的做法也被视为过于乐观，不切实际。最终，他因办事不力，被判下狱论死。许多人认为，大明帝国的衰败与流寇泛滥有着直接关系。李自成是这些农民战争中的一名代表，他攻破了北京城，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覆灭。
然而，这场动乱并非始于李自成，而是在天启末年，就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农民起义。这场动乱可以追溯到天灾人祸，如洪水、饥荒等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人类行为。
崇祯皇帝继位后，当然也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如何解决呢？放任他们自由是不行的，那就只能选择两条路：剿灭或招安。不管是哪种方法，都不是一句空话能实现的。
剿灭需要大量军队和巨额军费。而且，即使是在辽东调动军队，也会产生新的赋税；如果西北同样需要调兵遣将，那么新名目的征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招安虽然不需大量兵力，却需要扩充征兵规模，因为必须把这些流寇改编成为新军。但即便如此，这项计划也需要金钱，而大明中央政府正好缺少这份宝贵资源。
更别说，如果不能筹集足够资金去赈灾了。大明已经被“钱”字弄得怕得要命，每次开口都先说“钱”。
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官僚们除了打官腔，还能给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只有一味地让他们吃饱饭，然后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从皇帝到官僚，从百姓看来，只要你们家里有银子，用完再用，我们老百姓也不介意你怎么处理吧！
崇祯二年，在西北爆发了一系列连环事件，一片混乱四播。当时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等地，都遭受了严重破坏。谁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
在这种背景下，杨鹤被推举为西北总督。他提出的一些言论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他成了替罪羊，最终不得不同意前往西北履职。
但当他到达那里时，他发现自己面临两个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金钱，而且中央政府似乎没有为他准备任何资金甚至赈灾用的银两。在这样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杨鹤采取的是一种宽容政策——只要投降，就立刻得到宽恕。这听起来像是圣人的仁慈行为，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减少流寇数量，只不过因为这种宽容，他们变得更加多余和不安定。
地方叛乱通常建立在饥民、难民、逃卒和溃卒基础上，因为这样的基础存在，使得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兴风作浪。如果失去了这一基础，又怎会有人敢公开挑战政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历史书籍如何教导我们，要区分责任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没拿出钱，那确实是你的错。但没拿出来也有应对方式，你什么都不做，只知道一味安抚，这又是什么呢？
最终，这一切不了了之。在西北期间，杨鹤到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吗？从史书上看，他除了安抚流寇和找皇帝要钱外，没有其他事干。他只是决定不要惹怒任何人，同时也不想找到建设性的办法去改善大西北的情况。而在那个时代，这种庸官遍地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说的庸官，就是指那些只想混日子，不愿冒险或者伤害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们，他们占据着各个层级、高位职务。一点都不奇怪，对吧?
我说杨鹤是一个庸官，并不是苛责他，而是客观说明情况。你若换一个人放在他的位置，我估计结果也不会差多少。那时候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撼动，而崇祯皇帝是否明白这一点?应该明白才对。但崇祯皇帝却总喜欢找敢死队员，将希望寄托在某个敢死队员身上，让这个敢死队员改变局势。不知是否成功，却一直这么做下去...
所以，你问为什么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而仍旧无法避免像晚期的大量盗贼活动及内忧外患?答案就在这里: 一个国家想要真正恢复其稳定与繁荣，其首先必须修补其内部结构的问题，比如改革腐败体制以及重新分配资源，更有效率地管理经济与社会。这并不容易，但是这是必经之路。如果继续走目前这条道路—依赖权威人物或机构进行短期救治—那么悲剧迟早会重演。在古代中国，有太多例证表明，当权者忽视根本问题而仅仅集中力量打击症状时，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从而加速自身制度崩溃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