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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参加了光复会，并在岳父楼映斋的浙江岗山通惠公纱厂和合义和丝厂担任驻沪帐房经理，开始了我的商业生涯。宣统二年（1910年），我与王琳彦等人共同创办了闸北商团，并开设了闸北商场和闸北工程局。随后，我又独资或合伙经营了大来、天来、泰来和春来的缫丝厂。在此期间，我还曾担任上海商业银行、中央信托公司的董事。
13年（1924年），我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的会董。15年，我不仅当选为闸北商会的会长，还成为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的主席。在同一年七月份，我代表上海商界访问广州，与蒋介石、张群等人进行了一次交流，并参加了北伐军誓师大会。此外，在16年的春季，随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获胜，我被推举为上海临时市政委员会的主席委员。
四一二事件之后，我分别担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以及全国卷烟特税局局长。在19年的某个时候起，我连续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委员。此外，还有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中营招 商局理事等职位。我在20年代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之间，先后出任过多个职务，如： 上海各界抗日会议秘书长、中航协理事长、胶济铁路理事长及锡沪公路汽车公司总经理。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的角色包括中央赈济委员会成员、二至四届国民参政员兼红十字救护队特别党部主任，以及开创并管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及中南贸易协会理事长。
战后的初期，当选全国商联联合会议秘书長，並擔任中一信托公司、高级信托会社總經理、日本銀行總經理等職務；並且當選為中國銀行董事會成員之一。
35岁时，即1938年的3月起，为期数年的时间里，我作为监事服务于上海市 商會。这段经历结束之前，就已经离开香港前往其他地方居住。当1950年的初期回到沪方时，由于受到毛泽东先生以及周恩来的接见与宴请，一直是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此外，那些重要的人物如人民代表和政治协议委员也让我有机会参与到了社会活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