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流寇仿佛如同一场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了整个江山
明朝末年的流寇，犹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了整个大明。杨鹤作为明朝末年的大臣，他的父亲是杨嗣昌。他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策略，这在当时看来是一种理想化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却忽视了国家财政状况。杨鹤认为流寇之所以会不断增加，是因为饥荒导致民众失去生计，因此他建议采取慈悲为怀的手段来安抚他们。但这种方法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因为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实施这一计划。
李自成被称作农民起义军首领，他最终夺取了北京城，并导致了大明王朝灭亡。然而，在天启年间，即1627年，就已经有农民起义发生。在崇祯十七年，即1664年，一共经历了十八年的时间。这段历史被薛正昌详细记录在《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中。
对于如何解决流寇问题，崇祯皇帝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剿灭，要么招安。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巨大的资源和牺牲。不仅如此，大规模调动军队还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中央政府则因缺钱而无法有效应对挑战。
官僚集团虽然口头上支持但实际上却又不愿意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他们只会打些空洞的话语。而且，他们自己的家庭里有很多银子，却总是找不到借口拿出来救助百姓。从百姓角度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真正行动而非空谈。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鹤被推举为西北总督，但他的任职也很快陷入困境。他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剿灭或招安，又没法扩大征兵以改编流寇。此外，他也无法进行赈灾，以减轻人民负担和缓解紧张局势。
尽管如此，杨鹤依然坚持采用“抚”的政策，即宽容地接受投降者，并赦免他们之前犯下的罪行。这一做法虽然符合道德标准，但却未能根本改变西北地区的情况，因为即使投降，也不会停止反抗行为。此外，这样的宽容政策也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叛乱，从而加剧了危机。
然而，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权力腐败和利益驱动。当地官员贪污，不愿意真正帮助人民，而士绅集团则野蛮扩张其土地和权力，无人敢于制止。而对于那些守法良民来说，他们只能期待官方能够保障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但这只是空谈，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支持。
最终，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资金支持，杨鹤不能改变西北地区的事态发展，最终只能继续寻求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得不诉诸于请求更多资源，而不是真正在乎如何改善局势或保护人民生活水平。这场政治游戏中的角色们都知道，只要保持表面的秩序就好，便可以避免责任归咎自己身上，从而混日子下去。一句话：“时局如此，为之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