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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参加了光复会，并被任命为岳父楼映斋在浙江的岗山通惠公纱厂和合义和丝厂的驻沪帐房经理，开始了我的商业生涯。宣统二年（1910年），我与王琳彦等人共同创办了闸北商团，并开设了闸北商场和闸北工程局。随后，我又独资或合伙经营了一系列缫丝企业，如大来、天来、泰来和春来等。此外，我还担任过上海商业银行、中央信托公司的董事。
13年（1924年），我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在15年的某个时期内，我还担任过闸北商会会长以及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同一年7月，我代表上海商界前往广东参观新政，与蒋介石、张群等人进行了会晤，并出席了北伐军誓师大会。
16年的春天，随着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我被推举成为上海临时市政委员会的主席委员。在四一二事件之后，我的职务包括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以及全国卷烟特税局局长。我还曾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委员，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及国营招商局理事。
从20年的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一连串重要职位轮流于我身上：包括但不限于各界抗日会议总理事长、中航协总理事长、胶济铁路理事长、新建路线改造委员会主任兼京沪铁路行车调度员、一汽公司董事長及锡沪公路汽车公司总经理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的角色转向参与救灾工作，在中央赈济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还是第二至四届国民参政员兼红十字总部救护特别党部主任。此外，还在渝筹组开设中国兴业公司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并自任总经理。此后，又曾经历多个关键岗位：如中南贸易协会理事长，再次成为全国各地著名企业的董事之一，比如中一信托公司、高级信托公司、大众银行及东南汽车有限公司；同时，也是中国银行及其它几个巨型金融机构中的高层人物之一。而到了35岁时，就一直担任着监察官直至最后离开香港前夕。
解放后的1950年代初期回归国内后，不仅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与宴请，而且获得选择进入国家政治机构的机会，被选为人民代表并加入政府咨询组织——市政协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