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发财为何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
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以犀利笔触写道：
“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
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
陈独秀以民众启蒙为己任，对国人“做官发财”的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结果是，“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惧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43-44页）
陈独秀所揭露的两千年来扎根于我民族灵魂深处的“做官发财”意识，不但是士大夫所追求的仕途经济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国民人生信念的重要支柱之一。那么，这种“做官发财”的意识何以千年不绝？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认识。
其一，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是宗法家族制度顽强存在的社会。宗法家族制的突出特点是血缘关系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在家、国一体的结构中，政务、家务的运作均以血缘关系为枢纽。这一特点表现在家族一面，就是家族成员与整个家族的牢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整个家族竭尽全力为个人进身仕途提供必需的条件，而进身仕途的个人则尽其所能为供养自己的家族做出相应的回报。其结果是，身负整个家族重望的仕途之人，不能不为改变家族的现状而煞费苦心；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一旦走上仕途，必求“升官发财”以改变家族的现状。所谓“一人得道，鸡犬”，正是士子仕途成功给家族带来的客观利益。
其次，历代宗法王朝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做官”入世。在儒家“圣人”看来，“做官”乃求“富贵”的正道，读书不以仕途经济为目标则被视为不务正业。儒家“圣人”耻谈以利致富，主张以“做官”求富贵，视“做官”为“发财”的正当途径，奠定了两千余年来读书人“做官发财”的社会心态基础。儒家思想还以来论证“做官发财”的“必然性”，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是也。于是，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便成为中国民众思维的基本定势，成为人人接受的“天理”。“做官发财”观念与“天命观”相结合，使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被完全遏制，造成两千余年来我民族习焉不察、以为当然的事实——老百姓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的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更不会从权利角度去抗争。相反，只能是一方面痛恨官员贪婪，另一方面又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自己也有“做官发财”的好运。
再次，传统吏治无力遏制官场，也使“做官发财”成为必然。传统吏治的伦理前提是坚信“有德者宜高位”，一厢情愿地相信帝王“禅让”、“勤政”、“大公无私”的美德，天真地相信君王趋向“仁政”的自觉性。而对人性恶质的存在视而不见，导致法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如果执权柄者怙恶不悛怎么办”这样的前提设问付之阙如。由于从未正视官场对人性恶质膨胀的催化作用，因而，限制大小官员和君王恶性滋长的约束机制无从落实。由于缺乏“权力意味着；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这样的认识前提，因而，制度设防的空缺便成为必然。这种预防机制的空缺，既是“做官”可以“发财”的条件，也是炼成的制度原因。
“发财致富”是人类本能的之一。追求发财本身并非罪恶，个人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都要以财富的增值为重要条件。但是，如陈独秀所指出，“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在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做官发财”这一观念已演化为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思维定势，成为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负面心理因素。陈独秀一代启蒙思想家致力于社会改造方案，以“、科学”彻底改造国民的伦理思维，无疑是看到了中国现代性改造最为关键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对传统伦理的彻底改造，拒不接受把现代世界普遍接受的“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的伦理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而继续把“奉天承运”、“天命所归”作为权力正义性的基础而实行权力垄断，那么，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权力制衡的防范体系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这样，芸芸众生必然又会陷入对“做官发财”既痛恨又羡慕的怪圈——痛恨正在“发财”的污吏，同时又在羡慕中梦想有朝一日，风水轮流转，我家同样发大财。因此，欲塑造现代之国民，必根除这种“做官发财”的传统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