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血雨明朝背后的殉葬悲剧
在追溯明朝人殉制度复兴的原因时，我们不仅要探究其与蒙古习俗的联系，还需深入分析理学对社会影响的角度。《沈氏日旦》记载，明初继承了元朝的人殉惯例，这一传统在汉唐以后已经被废除。然而，明代重新启用这一制度，被视为“夷习华夏”的倒行逆施。
有人认为，明朝恢复人殉制度受到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程朱理学强调忠孝节烈道德规范的推动。这一观点指出，理学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贤，从而促成了这种极端行为。明太祖朱元璋、成祖、仁宗和宣宗的葬礼中，都有宫妃参与殉葬，这反映出他们所接受的是文官阶层提倡的人格魅力。
建文帝、仁宗和宣宗由于受文官影响深厚，被尊称为仁孝贤君，他们主持或参与了这些残酷的葬礼。而朱元璋尽管以残暴著称，但并未实行过人殉政策，因此罪责归于理学之手。事实上，并无史料支持认为这是朱元璋生前决策的事项。
然而，从朱元璋制定的《祖训》以及他设计的一系列严密制度来看，可以窥见其意图。他重视对历代王朝治乱经验教训的总结，以防止宦官专权和外戚乱政。在洪武初年，即命儒臣修女诫，强调家国关系紧密，将后妃职责限定于侍奉皇帝及处理后宫事务，而非参与政治。
此外，由于太子早逝，对年幼皇孙产生担忧，晚年的朱元璋精心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恢复人殉恶制的始作俑者，其后的领导人的葬礼不过是沿袭旧制罢了。这段历史让我们反思，在追求忠诚与孝顺背后的文化力量如何塑造社会行为，以及当道德标准高到何种程度时，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