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历史何其悲惨末年竟然沦为流寇横行的乱世
杨鹤是明末大臣，杨嗣昌的父亲。他曾向崇祯帝提出，以招抚为主、剿灭为辅来对付流寇，但他所提出的策略虽然起先有了一定成效，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而无法继续实施。有人评价杨鹤是一名正直的好官，但他的办事方式也引人质疑。一意主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需看当下的国力能否承担。
李自成虽最终成了气候，但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早在天启末年，流寇就已经在西北出现，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天灾。明末农民战争，从明天启七年到崇祯十七年，一共经历了十八个年头，这些都是史实。
崇祯继位后，也想办法解决流寇问题，可如何解决呢？放任自流是不行，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剿灭，一是招安。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是空口白牙能实现的。
剿灭流寇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大规模调动军队需要大笔军费。而招安流寇则不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但政府必然要扩大征兵规模，因为必须把流寇改编成一支新军。不过，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花钱，而大明中央政府最缺的就是钱。
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官僚集团除了打官腔，就是打官腔，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此外，他们总是在高谈阔议，说要让老百姓吃饱饭，就可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他们自己家里的银子却用不完，只是不愿意拿出来帮助老百姓。
杨鹤被推选为西北总督，他采取的是一种宽仁政策，即便这样，他也没有成功地减少了叛乱的情况。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叛乱主要基于饥民、难民、逃卒和溃卒等基础。如果失去了这种基础，再大的组织力量也不会敢于公然挑战政府。
因此，可以说杨鹤并没有错误，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处理事情。在历史书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教导，因为叛乱往往由天灾人祸导致，因此应该理解并救助这些被逼至绝境的人们。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语，不具备实际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归咎变得模糊，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以及崇祯皇帝的一系列决策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