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传奇一生中明朝末年竟然成为流寇泛滥的大舞台
杨鹤是明朝末年的大臣，他的父亲是杨嗣昌。明末流寇泛滥，并且已经威胁到了大明根基，杨鹤曾向崇祯提出，他认为流寇都是因为饥荒才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他觉得对付流寇应该是以招抚为主、剿灭为辅。然而，杨鹤的策略起先有了一定成效，但能用于招抚的资金却远远不够。
有人评价杨鹤是一名正直的好官，但一意主抚也要看当下国力能否承担。最后，杨鹤办事不力，落得一个下狱论死的结局。
说起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那必然是流寇泛滥。李自成虽然最终成了气候，但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早在天启末年，流寇就已经在西北出现了，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天灾。
明末农民战争，从薛正昌《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所述，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农民王二首杀知县张山耀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64年），前后经历了十八个年头。
崇祯继位之后，也会想办法解决流寇问题。但应该如何解决呢？放任自流是不行，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剿灭，一种是招安。不论是在剿灭还是招安，都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实现的。
剿灭需要调动军队，大笔军费；招安则需要扩大征兵规模，将他们改编成新军。但政府最缺的是钱。大明中央政府没钱招安，有钱赈灾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只有打官腔发表高深的话语，而没有实际行动。在这种背景下，杨鹤被推选出来作为新任西北总督。他提出了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但是掌权的人认为这“学问用不得”，因此排挤了他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情况。
然而，当他上任后，却发现自己面临两个困境：无论剿或抚，都需要钱，而中央政府显然没为他准备足够资金。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宽容地对待这些叛乱分子，只要他们愿意投降，就立刻赦免所有罪过。这导致叛乱分子数量增加，不断挑战中央政权。此外，这种宽仁政策还使得地方上的不安份之徒得以如鱼得水，以至于谁也不敢公然挑战政府了，因为失去了叛乱基础，他们便无法兴风作浪了。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的说教和规则背后的利益驱动所决定的事情而已。如果真心想要改变这个局势，就必须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如何在混沌之中寻找着真正的问题，以及那些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们到底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