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流寇如同洪水猛兽般肆虐不已为何忽必烈的汗国至今仍被人提及而我大明却难逃覆灭之劫
明末之际，流寇如同洪水猛兽般肆虐不已，为何忽必烈的汗国至今仍被人提及而我大明却难逃覆灭之劫？杨鹤，明朝末年的重臣，其父亲即杨嗣昌。面对流寇泛滥，他主张以招抚为主、剿灭为辅，但他的策略虽初见成效，却因缺乏资金而未能持久。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领袖，以攻破北京城闻名于世，是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而是继承了早在天启末年便开始的西北流寇运动。薛正昌指出，从崇祯十七年到崇祯元年的农民起义，便持续十八年，这种长期化的冲突无疑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崇祯皇帝继位后，对流寇问题自然也想办法解决，可如何解决呢？放任自流是不行，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剿灭，一是招安。但无论哪种方法，都不是空口白牙能实现的。剿灭需要大量调动军队和开支，而招安则需要扩大征兵规模和财政投入，大明中央政府最缺的是这两样。
官僚集团除了打官腔，就是打官腔，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总是高高在上、伟光正：“只让他们吃饱饭，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从百姓角度看，当权者家里有银子用不完，却不愿意拿出来，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就别怪我们了。
杨鹤被推选为新任西北总督，因为他说了一些得罪人的话，被报复，最终前往西北任职。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杨鹤对西北流寇采取“抚”的态度，即放纵他们，只要表示悔过即可赦免。这一宽仁政策实际上把叛乱成本降到了最低，但没有改变根本原因：因为饥荒才会成为盗贼。
如果是天灾，则应筹集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如果是人祸，则需清除它。然而，杨鹤作为一个空降的大员，没有能力管好这些事，只能给予优待争取让他们放下武器，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欺负守法良民，不追究坏人的恶行，也没有保障守法良民的利益和权利。
崇祯皇帝虽然重用杨鹤，并给予全权，但这种做法本身也有问题：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而崇祯皇帝并未找到有效撼动它们的手段，只是一味地找敢死队员希望其能够突破现状。而最后，杨鹤在西北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混日子，不想得罪任何人，也不会想办法搞钱来建设大西北，这与其他庸官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