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朝代排行中的明朝末年为何流寇如同洪水猛兽般泛滥
中国历史朝代排行中的明末，流寇如同洪水猛兽般泛滥，为何不见其被遏制？杨鹤，是明朝末年大臣，也是杨嗣昌的父亲。在这混乱的时期，他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策略：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然而，这一策略虽然起初显示出一定效果，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有人评价杨鹤是一位正直的好官，但他的一意孤行是否合适，还需看当下国家实力能否承担。
李自成，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最终成为气候之变。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而是在天启末年，西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流寇，最直接的原因是天灾造成的人口压力和饥荒。
从崇祯元年开始，一连串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持续了十八个年头。这场运动对明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崇祯皇帝面对这一切，并试图找到解决办法。他的选择只有两个：剿灭或招安。但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需要大量军费和人力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鹤被推选为新的西北总督。他提出要培养小民、士大夫以及封疆之元气，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但即便有如此良好的计划，他也无法得到中央政府所需的大笔军费。此外，即使是赈灾款项，也难以为他提供。
在这种困境中，杨鹤决定采取“抚”的方式，即放纵流寇，只要他们愿意投降，就会宽恕他们过去的一切罪过。这一做法尽管符合圣人的仁爱思想，却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它并未减少流寇数量反而增加了它们的数量。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应该理解人民，更有责任救助他们，而不是简单地用钱解决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在表面上打着慈悲悌德的旗号，将真正的问题推给社会底层百姓，让他们自己挣扎生存。而且，当坏人的恶行得不到惩罚，同时让守法良民失去权益时，这样的政策显然是不公平且不可接受。
最后，不管是如何形容杨鹤，他都只是一个庸官，用尽所有手段避免得罪任何人，而不想办法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现象在明末十分普遍，并与既得利益集团深厚根基以及崇祯皇帝重用敢死队员却不破除既得利益有关。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谁都难逃失败与混日子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