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为何流寇泛滥为什么国人如今仍旧迷恋于那被动荡时期的历史风貌夸张明朝末年流寇如潮水般涌来为何国
明末之际，流寇四起，国人至今仍对那段动荡岁月情有独钟。杨鹤，明朝末年的重臣，也是杨嗣昌之父，在面对流寇时，他倡导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策略，这一开始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实施。人们评价他是一位正直的好官，但他的决策是否适宜，则取决于当时国家的实力能否承担。
李自成虽最终成为气候主宰，但他并非义兵首倡者。在天启末年，西北地区就已出现农民起义，最直接原因自然是天灾导致饥荒。明末农民战争持续十八年，从澄城到崇祯十七年前后，一直持续不息。
崇祯继位后，对流寇问题也进行了思考，但解决之道又何去何从？既不能放任自流，也只能选择剿灭或招安两种方法。无论哪种方式，都不是空谈所能实现。
剿灭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和巨额军费，如辽东与西北同样如此，不仅要征税，还需扩大征兵范围，因为必须将流寇改编为新军。但这都需要金钱，而大明中央政府正是资金短缺所苦。
若中央政府无法筹集足够资金来招安，就更别提赈灾了。大明已经被“钱”这个字弄怕，每次开口都是“钱”。官僚集团除了打官腔外，没有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只能不断地推诿责任给皇帝或下属部门，说话永远是在高声疾呼：“只要让他们吃饱饭，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然而，当皇帝和官僚们在家中堆满银子，却拒绝拿出一分钱帮助老百姓时，他们反倒指责老百姓造反。这就是崇祯二年西北流寇群起的情景。当时洛川、淳化、三水等多个地方遭受连绵不断的劫掠，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于是谁将接任西北总督成了一个问题？官僚集团内斗不遗余力，却又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在这种背景下，被迫前往西北任职的是杨鹤。他提出培养小民元气、士大夫元气，并未得到支持，而是在关键时刻被排挤出中央政府，以陕西三边总督身份上任。
面对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大量资金，而杨鹤在上任之前，大明中央政府并未为他准备足够的资源，即便赈灾也需自己想办法。而且，无论官方宣传如何，其实际行动只能做到表面的抚慰，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只会让其更加肆无忌惮。此乃《国榷》所言：“但见奸恶滋生，有司坐视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下，杨鹤采取了一种典型的官僚处理方式：请求更多资源。如果能够得到充分资助，他可能会有一些计划；如果没有，那么责任就可以归咎于其他人。这场闹剧终于不了了之。
然而，在历史书页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庸碌无功的人物——只知道找皇帝要钱，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举措。他只敢于宽容叛乱者，让他们悄然退出战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去触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换一个人到位，也难以期待有什么不同结果。不禁感叹，这样的庸政庸治，是怎样一种悲哀呢？
此番事实，不过是一个小小案例，它反映出的则是一种深层次的问题：即使有勇往直前的决心，没有必要改变现状、损害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手段和资源，也只是空谈罢了。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使得真正改革变革变得遥不可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要区分谁该负责其实并不困难，但是执行起来却显得那么棘手。这便是我今天想要阐述的一点：虽然我们可以指责某些人物作为不足，但真相深处，是整个体制及其领导人的政策错误造成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