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小闲人安史之乱背后的割据与遗忘
唐代中期的节度使权力极大，藩镇自行任命节度使、将吏，部将代己形成家族化世袭，这是唐廷最不愿承认的现实，也是权力无限膨胀的最高形式。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是一个突发事件。憧关失守更是玄宗挥之不去的梦魔，其在未作任何军事部署的情况下仓惶逃离长安。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唐廷和地方州县的联系断绝，整个唐王朝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危局，唐玄宗在入蜀过程中在内地设置了河南、河中、山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的多个藩镇，一些由皇子遥领。企图通过在内地推行藩镇体制，加强地方军事自主权，以对抗安史叛军。肃宗灵武即位后，又继续推进内地的“藩镇化”，以达到“以藩制藩”的目的。
为了加强关中地区的军事安全，以及遏制安史叛军战场攻势，设置了汴滑、郑陈、淄青平卢等镇;为了阻遏安史叛军南下江淮，又设置山南东道、淮南西道等节度使;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控制及保证财赋输入关中地区，再次设立了淮南浙江东西两道节镇。
根据笔者统计，在肃宗时期内地增设 藩镇数量多达40个，其中包括节度使、大都督府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等。在这期间，大量新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导致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而地方割据更加明显。这一政策虽然短暂缓解了当时局势，但也为后来的割据争霸埋下伏笔。
代宗时期，对于这些问题采取姑息政策，即努力稳定各方形势，而不是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并没有大幅减少或增加新的藩 镇数目。而到了德宗统治期间，由于建中削藩战争和奉天之难，不仅有大量新建立和废除的地方行政机构，更有许多旧有的制度被重新调整，最终导致各地力量分散，无力再维持中央集权，使得最后走向全面崩溃，只能饮鸩止渴，最终作法自毙。
综上所述，从安史之乱到德宗时代，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说是在逐步恢复中央集权，不如说是在不断加剧地方割据与中央衰弱之间矛盾，从而一步步走向帝国末日。此刻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或许会感慨：若当初能够从深思熟虑出发吸取教训，或许历史轨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那些曾经掌握兵符的人们，他们的心意已经沉寂在尘土之间，我们只能默默祈愿那些失落的声音能得到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