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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参加了光复会,并在岳父楼映斋设立的浙江岗山通惠公纱厂和合义和丝厂担任驻沪帐房经理,开始了我的商业生涯。宣统二年(1910年),我与王琳彦等人共同创办了闸北商团,并开设了闸北商场和闸北工程局。之后,我又独资或合伙经营大来、天来、泰来和春来的缫丝工厂。我还担任过上海商业银行和中央信托公司的董事。在1924年的13岁那一年,我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的会董。在15岁时,我被选为闸北商会的会长以及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的主席。在同一年的7月份,我代表着上海的商界前往广州参观新政,与蒋介石、张群等人进行了一次亲切交流,还参与了北伐军誓师大会。在16岁时,随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我被推举为上海临时市政委员会主席委员。但是在四一二事件之后,我接连担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以及全国卷烟特税局局长。在19岁起,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委员。此外,还曾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及国营招商局理事。而从20年代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一直担任过多个职位,如:各界抗日会议秘书长、中国航空协会总理事、一带铁路理事长、一带铁路管理委员会主任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出任中央赈济委员会成员,也是第二至四届国民参政员兼红十字总部救护队特别党部主任,同时筹组开来了兴业公司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并自行担任总经理。34岁时,被聘为中南贸易协会理事长。此后,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由于其卓越贡献,被重新选拔成为全国各地企业中的董事,包括中国银行、中信集团及其它多家重要企业。此外,他还成为了中一信托公司、通易信托公司董事,并且参与到了东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大型项目中。当他35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未间断地致力于建设国家经济,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在解放前夕离开香港返回北京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宴请,此外他还被选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 商会议议员,这无疑是对他的再次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