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末年流寇如潮水般泛滥遮天蔽日
明朝末年，流寇如同洪水猛兽般肆虐四方。杨鹤，明末大臣、杨嗣昌之父，在面对这场危机时提出了招抚为主、剿灭为辅的策略。他认为流寇之所以泛滥，是因为饥荒导致农民失去生计，因此建议以钱财来招抚他们。但是，他的计划需要大量资金，却又无法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有人评价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但他的政策也受到了质疑，因为是否能行得通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李自成虽然最终成为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首倡此事。早在天启末年，西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流寇，这主要是由天灾引起的。在崇祯年间，明朝不断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方法却两无可选：一是不放任，让他们自生自灭；二是用军队剿灭。但不论哪种方式，都需要巨大的物资和人力投入，而大明中央政府却缺乏这些资源。
当时，有两种看待流寇问题的观点。一种是官僚集团，他们认为只要给予流寇一定程度的利益，即使是在短期内，也能暂时稳定局势。而另一种则来自百姓，他们觉得皇帝和官僚都有能力解决问题，只要愿意拿出手中的银子来帮助老百姓，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大明中央政府都未能有效地应对这场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杨鹤被推举为新一任西北总督。他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培养小民元气等，但是由于这些措施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终遭到排挤。
作为新的总督，杨鹤面临着两个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大量资金，而他没有得到足够的手头预算。此外，他采取的是一个宽松政策，即只要叛乱者愿意投降，就可以赦免一切罪过。这虽然符合道德上的要求，但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流寇的人数，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投降就可以获得宽恕，从而更容易继续反抗。
尽管如此，大臣们仍然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并要求他继续努力。不过，当崇祯皇帝要求他提供具体方案时，杨鹤只能请求更多经费。如果能够获得足够资金，他可能会制定一些计划去处理这一状况；如果不能，那么责任就会归咎于皇帝本身。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果产生。
对于杨鹤在西北所做的一切，可以说除了安抚流寇和向皇帝索要金钱外，并没有其他显著成果。区分责任其实很简单，如果不是因为缺乏资金，那么应该责问的是皇帝自己。然而，不仅没有筹集到必要款项，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善情况，只是一味地敷衍过去。这正是我称呼他为庸官的一个原因——即便换了其他人，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此外，还应当指出崇祯皇帝自己的责任。他喜欢重用某些人的时候，一旦给予他们全权后，对其负责的事务进行管理，不管成效如何都会奖励或惩罚，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混乱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