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代帝王遗忘的教训与割据的阴霾
唐代中期，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日益扩大，藩镇节帅不仅能自行任命节度使，还能自择将吏，以至于形成了“家族化世袭”的现象。这是唐廷最为忧虑而又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标志着节度使权力的无限膨胀。安史之乱之后，这种割据趋势愈发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是一场意外的打击。玄宗在憧关失守后仓促逃离长安，没有任何军事部署。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整个唐王朝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玄宗在入蜀途中设立了河南、河中、山南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的多个藩镇，其中一些由皇子遥领。他希望通过内地推行藩镇体制，为地方提供更多的军事自主权，以抵御叛军。此后肃宗灵武即位继续推进内地的“藩镇化”，企图通过“以藩制藩”来平息局势。
为了加强关中地区安全和遏制叛军，在河南省域设置了汴滑、郑陈、淄青平卢等镇；为了阻止叛军南下江淮，又设立山南东道和淮南西道等节度使；为了确保财赋输入关中地区，肃宗还设立淮南浙江东道和西道等新疆土。
统计显示，在肃宗时期内地增设的 藩镇包括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共计40个。在这期间，加强对四方区域控制以及稳定局势成为主要目的。而淮南河东剑三省由于较为稳定，其设置数量相对较少。吐蕃侵扰导致代宗将残余叛军安置于河北地区，从而形成所谓的河朔诸镇。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并没有出现大量减少此类割据力量的情况，因为增加或罢免这些力量都带有很高风险。
到了德宗统治时期，由于建中削藩战争及奉天之难，不同的地方政权之间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建中削藩战争期间，对抗各方力量迫切，因此不断调整境内各地的地理划分和支配结构。在奉天之难爆发时，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割裂情况，最终走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然而，无论是如何努力修补或调整，却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事情，最终导致帝国走向崩溃，而那些曾被忽视甚至故意掠过的问题，如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反思似乎永远停留在纸面上，而实际行动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